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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好莱坞大明星布拉德·比特出演过一部剧情片《间谍同盟》，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讲述了英国反情报特工、皇家空军少校马克斯和法国间谍卧底玛丽安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
早在苏联震撼世界之前的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触角就已遍及全球。
在镰刀斧头红星的光影之下，有人倾听梦中的呓语，有人扣动无声的扳机。炽热的信仰与冰冷的阴谋化作一条条无声的电波，从伦敦泰晤士河畔，从上海外白渡桥上，从挂满万字旗的柏林菩提树下大街旁，最终都汇聚到了克里姆林宫。
他们是从现实中偷走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其中的一位甚至被德国人称为“斯大林手下最厉害的女间谍”（Stalins beste Spionin）。
乌苏拉在瑞士和丈夫分手后，组织上决定派乌苏拉去英国工作，为了不跟她兄弟有关联，组织安排了一个叫伦·博尔顿（Len Charles Beurton）的英国人当她的丈夫，这样就可以自动获得英国国籍，莫斯科向库琴斯基保证，如果她找到更年轻的男人，一旦她拿到英国护照，就可以与博尔顿离婚。但这段婚姻后来持续了五十多年。
1940 年 12 月，乌苏拉博尔顿夫人名义从瑞士搬到英国，42年7月博尔顿本人也返回英国，1943年9月8日，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
前面说过乌苏拉是个富有天赋的无线电专家，当时英国抓德国间谍非常紧，英国同时拥有当时全球最好的无线电定位设备
乌苏拉除了为福克斯担任联络员外，也是英国计划工作者梅丽塔·诺伍德（Melita Stedman Norwood）的联络员，同时她还担任其他多位情报人员的联络者，包括空军和雷达方面的重要信息，当然，他大哥于尔根做为战略调查局一员获得的信息更是大头，大量关于德国的统计信息都通过乌苏拉直接和苏联同步共享了
1946年后，乌苏拉重新恢复了于福克斯的联系，她平时骑自行车在牛津的乡村附近跟福克斯定期碰头。
鲁道夫回到莫斯科接受训练，很快就碰上德国入侵苏联，所以训练草草收场，他随后被派往土耳其，但交通阻断，41年底改派伊朗，鲁道夫开车穿越国境抵达伊朗，在伊朗财政部找到一份建筑师的工作。
鲁道夫很快就发现建筑师在伊朗并不享有很高的地位，生活过得比较清苦，他在德黑兰的任务主要是跟前妻一样担任报务员，1943年初他被美军逮捕，虽然美军没找到什么证据，但有个租界时候工作过的英国人认出了他，也知道他进过监狱的事情，1943年8月，英国人给鲁道夫几天的时间离开伊朗，并将他送到苏联大使馆。
尽管鲁道夫·汉堡对苏联的情报事业贡献不大，但鲁道夫在整个期间里表现出非凡的执着和忠诚，鲁道夫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莫斯科。
然后回到莫斯科两天后，他被苏联政府逮捕，被指控为美国特务，并损害了苏联的利益。
没有经过审判，最终他被判处五年监禁。该定罪依据是《刑法》第 58 条。一名狱友解释说，这是“政治犯”的待遇。然而，汉堡也意识到，他的定罪带有额外的三个字母标签，将他定为“社会危险分子”。
鲁道夫·汉堡随后被关押在斯大林格勒上游伏尔加河畔港口城市萨拉托夫（Саратов）的劳改营里，鲁道夫后来以建筑师的方式描述了劳改营的情况：
一个荒芜的、光秃秃的营房小镇。营房一排排地排列着，还有成直角的营房，在广阔的天空下，在光秃秃的土地上形成了壮阔的景观。这就是生命的运行方式，直线和直角...我必须描述一个沉睡的营房吗？...
在那里，一个人被简化为一个更大整体的无名小部分，像马厩里的牛一样生长？与成直角长边墙，在成对、成套的双层床……由于空间不足，其排列方式没考虑窗户的位置，因此这些床被部分遮挡，只有一半的光线进入。
小屋中间的长而宽的空间是一张用未完成的木材制成的长桌子，边上有同样长度的长木凳……这张桌子是囚犯们用来吃饭的……桌子后面是一个大瓷砖炉子”
美国在萨拉托夫的劳改营的一角有个租借项目——化工厂，鲁道夫从一个美国军官的秘书那里搞到本美国杂志，结果被人告发，同时正直的鲁道夫也得罪了不少狱友，随后狱友指控了鲁道夫一直在抱怨劳改营的待遇，据此，鲁道夫·汉堡被劳改营领导认定为反苏份子，从社会危险份子升级到国家敌人，并判决增加5年刑期
加判后鲁道夫·汉堡被送到更边远更艰苦的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劳改营（Қарағанды），这是占地约 33,800 平方公里的大型劳教网络中心的主要劳教所。距卡拉干达市区约三十公里，在他本人被关押在一个名叫多林卡（Долинка）的村庄的遗迹，该村庄最初是由伏尔加德国人建立的。
卡兰达周围的营地网络是为了支撑该地区约 50 个煤矿的运营而建立的。鲁道夫·汉堡住在老村里的一栋以前的农舍里。
“我们跨进了前门，我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入口大厅是粉刷成白色的，石板地板，后面是一个约17平方米的大客厅，靠墙放着六张窄窄的铁床架。木桌和两张长凳，角落里有一个瓷砖炉子……从入口大厅还有一个开口通向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专门为劳改营建造的营房”。与他在萨拉托夫被关押的劳改营不同，这里所有囚犯都是违反“第五十八条（政治）囚犯”。
汉堡会转到这里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劳改营指挥官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寻找建筑专家的结果。他被安排与其他囚犯一起在一个设计办公室工作。设计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是用干泥砖建造的，地板是水泥砂浆。门窗都是质朴的结构。
进入房间需要弯腰，爬上高高的台阶。两个类似大小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由大约八名工程师、估算员和制图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在绘图板和桌子上工作。左边的房间里是建筑专家，估算师在右边的房间里。
与过往一样，这项工作仅限于相对简单的项目，例如容纳警卫的小型附属建筑和翻修项目、该地区战俘营的洗涤小屋或卧室等等。
一个不同于日常模式的项目是为一个半野生公园建造一座入门楼，汉堡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个项目中，最终设计出了令他感觉到很自豪的门楼。这是一个用木头建造的门楼。引来同事们的钦佩。
在卡拉干达工作了4年后，鲁道夫·汉堡被调到萨拉托夫附近的一个德军战俘营里工作，进行家具的生产制造，这项工作比之前的更令人兴奋，因为他能参与项目设计到施工的整个阶段。大多数战俘营囚犯都在家具厂工作，汉堡几乎天天都会到工厂来，检查木件的准备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
1950年5月鲁道夫·汉堡被转移到乌拉尔的卡玛营，那里待遇非常差，鲁道夫回忆：
“我身体太弱，不适合林业工作。没有工作队愿意收留我。一位好心的狱友，也是建筑维护办公室的雇员，给我分配了制定计划和计算的工作。在一个营房的一间小房间里，被一个展示盒大小的窗户照亮，我坐在自己影子上，感觉被囚禁了两次”。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震惊。我被安排毫不重要的任务，而且一定得完成，与他们谈判两个粗暴的人抓伤了两边胳膊，天花板、墙壁傻傻地盯着我，通过窗户，能够正常的看到院子、营房和铁丝网，防止我忘记自己在哪里，还有饥饿……饥饿和虫子，头发花白，成为一个与生活和工作疏远的生物，我还能期待什么呢？“
然而，此时，他坚持觉得自身的判决不公正似乎取得了一点成功。1950 年中期的某天，他又被送到古比雪夫附近一个特殊的营地，这个营地建在一个巨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地上——发电站、水坝、运河和水库。
这里的囚犯被要求验证自己的价值，但作为回报，能够大大减少一半的刑期。他被送往一座废弃城市附近的劳改营。
“烟囱里没有烟冒出来，没有人声喧哗，也没有狗叫。几个月前，这座城市就被疏散了。很快，这里将被一场巨大的洪水淹没，以便提供水力。为新工业和数以千计的新住宅提供电力。
这是一个大胆而令人敬畏的项目。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像一支由建筑工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组成的小军队一样排队，他们都是囚犯，如果我们保持该项目的势头，他们将很快就能迎来我们的自由”。
1950 年，苏联政府决定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厂-古比雪夫水电站（Куйбышевская ГЭС）。整个设施于 1957 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正是在这里，鲁道夫·汉堡对城市边缘的一座现有建筑进行了改建，以创建一位重要将领的办公室。
他准备了家具、照明和整体室内设计的计划。然而，他在特别营的时间只持续了六个月，一位勤勉的官员注意到外国人不允许进入这个营地。但由于“特殊营”的规定，他还是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免除了十二个月的刑期。
1929年至1953年间，苏联劳改营共有476个，分布在整个苏联西部地区。拉夫连季·贝利亚 于 1939 年开始负责劳改系统。他发起了一项重改革，根据全国一盘棋来重新规划劳改营，并有意识地第一先考虑该系统的经济效益。
劳改营成为苏联经济的核心支柱之一。贝利亚上任后，劳改营的指挥官接到命令“让更多囚犯活下去并更有效地为祖国建设”。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当月贝利亚就发布命令，着手取消劳改系统，要求释放没有重罪的劳改犯，这些劳改犯占总量的90%，虽然没过多久，贝利亚就被赫鲁晓夫处死，但这个命令并没有被废除
51年汉堡被送往“乌索拉格”古拉格木材营（俄罗斯彼尔姆地区索利卡姆斯克附近），“返回可怕的乌拉尔” 。由于他多年劳教后身体虚弱，无法适应林业工作的体力要求。
他被调到电厂大队。在这里，他和大约二十名德国囚犯，（都被归类为“第 58 条囚犯），被要求一起使用手锯砍伐木材并为燃木发电机提供燃料。汉堡可以通过为其他囚犯画一些水彩画作为明信片来补充他劳改营的基本工资。他在以前的营地中偶尔也这么干
命运的转机来自于他的前妻——乌苏拉，这时候乌苏拉已经回到了她的祖国······················
克劳斯·福克斯回到英国后一直是英国研发的高级负责人之一，直到1949年9月美方向英国通报克劳斯的嫌疑，怎么发现的目前还是个迷，英国人也不怎么敢动克劳斯，直到12月军情五处的威廉·斯卡登（William Skardon）才非正式的问询克劳斯，斯卡登告诉福克斯，如果他承认自己的间谍活动，英国政府有可能既往不咎，他甚至能保留工作。
最初克劳斯·福克斯拒绝承认，到1950年1月24日，第四次会面时候，福克斯主动承认了自己为苏联工作的事实。斯卡登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未提及他对福克斯保留工作的承诺，反而继续骗取更多的口供。
1950年2月2日福克斯被逮捕，事后福克斯对自己间谍活动行为的辩解是：“原子研究知识不应该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私有财产，而应该与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共享，造福人类。”
同年2月21日，克劳斯·福克斯被剥夺英国公民身份，3月1日，被判14年监禁，这是英国间谍罪的最高刑期，1959 年 6 月 23 日在韦克菲尔德监狱服完九年零四个月的刑期（按照英国当时的规定，法律规定长期囚犯因在监狱中表现良好而有权获得三分之一的减刑）后于 1959 年 6 月 23 日被释放。移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抵达东德柏林舍内菲尔德机场后，福克斯遇到了外交部高级官员格蕾特·凯尔森（ Margarete Keilson）的迎接，她是他学生年代时候的朋友。他们于 1959 年 9 月 9 日结婚。福克斯比格雷特小6岁，结婚的时候格雷特是52岁
在东德，福克斯继续他的科学事业，并作为研究领导者取得了相当显着的成就。1967年成为德国统一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中央委员，1972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1974年至1978年担任物理、核与材料科学研究领域负责人；随后，他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罗森多夫中央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直任职到 1979 年退休。
从 1984 年起，福克斯担任能量基础研究和微电子学基础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荣获爱国功绩勋章、卡尔·马克思勋章和东德国家奖。
乌苏拉·库钦斯基在获悉克劳斯·福克斯被捕后，第一时间离开了英国，1950年3月回到了祖国，而克劳斯·福克斯直到11月才告发了乌苏拉的间谍身份
回到柏林后，乌苏拉辞去了总参情报部的差事，担任中央政府新闻局外事司资本主义国家处处长，她出版了很多以她经历为模板的小说，不过她的小说里从来就没出现过克劳斯·福克斯和梅丽塔·诺伍德
乌苏拉·库钦斯基一直是坚定的者，就算东德解体也没改变她的信仰，2000年她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采访时候提到：
（所谓的“统一”并没改变我自己对世界该怎么样的看法。但它确实给我带来了某种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绝望。）
1989 年以后，人们获得了更多关于她的间谍成就的信息，对乌苏拉·库钦斯基非凡能力的赞赏也与日俱增。一位研究她职业生涯的历史学家认为，她是“苏联培养的最顶尖的间谍之一，她对英国和军情五处的秘密的渗透可能比她工作时想象的要深入得多”。
乌苏拉对福克斯的评价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表现很软弱……他的坦白并不是恶意的结果，而是政治不成熟的结果”。
乌苏拉后来回忆道：“克劳斯·福克斯和我见面时在一起的时间从来就没超过半个小时。两分钟就足够了，但除了会面的乐趣之外，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散散步，也不可能会引起太多怀疑。”没有人能够想象与另一位德国同志的会面是多么珍贵。”
1987 年，军情五处官员彼得·赖特 出版了他的书《间谍捕手》( Spycatcher，1987)。他声称乌苏拉联系的另一名特工代号是“埃利”（Elli）。这是一名身份不明的苏联特工。赖特确信“埃利”是军情五处的高级人物，也是1963 年向金·菲尔比通风报信的人。
埃利要么是军情五处头子罗杰·霍利斯，要么是他的副手格雷厄姆·米切尔：“毫无疑问，在听录音的任何人看来，菲尔比到达安全屋时已经为埃利奥特的对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有了新的证据，他现在确信自己有罪，而菲尔比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地否认一切，很快就承认自 1934 年以来从事间谍活动。他从来就没问过新证据是什么。
两人都得出结论，菲尔比没有询问新证据，因为他已经被告知了。这使他们相信“俄罗斯人仍旧能接触到英国情报部门内部正在监视菲尔比案进展的消息来源。只有少数官员有这样的接触机会，其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尔。”
总之，关于乌苏拉·库钦斯基的一切有可能将成为永远的谜，虽然乌苏拉·库钦斯基晚年在西方生活，但因为相关历史意味着巨大的丑闻，所以没有愿意复原历史
目前尚不清楚她为什么选择牛津作为基地，但历史学家和前基德灵顿居民布莱恩·斯佩林(Brian Sperrin)对这一决定提出了一些假设。
他说：“当时，由于伦敦遭受空袭，她的父母和朋友住在牛津。牛津郡也与她在伦敦的信使和联系人距离很近。
“这也原因是核研究中心和军情五处总部距离很近，由于伦敦的轰炸袭击，军情五处已将其大部分业务转移到布莱尼姆宫。”
前面提到过，乌苏拉30年代中期就是苏军少校了，目前没有资料说明她在50年时候的军衔，但肯定官不小，所以她通过关系帮助了她的前夫——鲁道夫·汉堡。
1952年底，鲁道夫经历了9年半的牢狱之灾后被释放，当然，这个释放是相对的，他被要求说出他希望住在苏联的哪里，但大城市不在选项之列，他必须快速回答，做为德国人，他很难对这个突然的提问做出回应，最终他稀里糊涂的到了靠近乌克兰的米勒洛沃，他是无国籍人士，不是战俘，所以要复杂的手续才能回到德国，所以他必须住在苏联的某个地方（除了大城市）
1953年底鲁道夫被调到卡缅斯克，担任煤炭部门建筑施工工地的经理，1955年4月获得建筑师的认证，鲁道夫一直试图和国内亲朋好友联系，有一天鲁道夫从真理报上看到老朋友保利克率领民主德国代表团抵达他居住地附近，设法跟保利克联系上了，加上他前妻乌苏拉的帮助，1955年被释放，7月5日他抵达柏林，寄居在保利克的公寓内，一个月后他就被任命为德累斯顿市首席建筑师
理查德·保利克是大上海的总规划师，就算当代的大上海规划也是他一早完成的并通过他的学生被实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保利克在民德也享有崇高的威望
鲁道夫·汉堡回到祖国后，立刻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需要2个入党介绍人，同时一定要通过斯塔西的审查，自 1930 年以来，他一直居住在德国境外，他的许多国际旅行都是代表苏联情报部门进行的：大多数关于 1930 年至 1955 年间政治参与的“通常来源”都不适用或没办法证实，甚至对于东德国家机构也是如此。终究是通过乌苏拉花了一些功夫，才于1956年3月成为预备党员
1956年9月，“中央党纪委”第135次会议审查核实了刚从苏联归来的19名同志。被列为候补党员。对于 19 名同志中的 18 名来说，会议纪要包含了很多关于生活史的详情信息，但对于鲁道夫来说，记录的信息仅限于他的地址和一两个基本的个人详情信息。这可能反映了一些相关消息来源的敏感性。斯塔西关于鲁道夫的文件提到了党中央委员会或“另外的地方”掌握的信息，除了高层声明他“热情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并已被接纳为党员之外，没提供更多细节让党中央委员会鉴定。
在东德，讨论鲁道夫·汉堡的生平一直是政治禁忌。当局无意讨论一位政治资历无可非议的德国同志被长期拘留在苏联劳改营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在 1930 年代上海作为建筑师的开创性工作从未受到任何公众的关注或讨论。
鲁道夫·汉堡在退休后开始编写回忆录，详细描述了他在 1930 年至 1955 年间的经历。正如他自己所坚称的那样，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但他仍然有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要讲述。
他所写的内容非常详细，他设法保留了自己在上海、德黑兰和苏联劳改营的经历，然后偷偷带了出去。无论他是否保留了同时期的笔记，他所写下的内容的详细性质——尽管在日期方面存在某些细微的不一致——表明他拥有令人敬畏的记忆力。
虽然在东德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没问题的，但他确实尝试安排在西德出版，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劳改营文学”的风潮已逝去，始终没找到西方出版商。
1977年，乌苏拉以笔名“露丝·沃纳”在东德出版了自传体著作《Sonjas Rapport》（索尼娅报告）。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避免提及那些与她共事过但仍健在的人，甚至当“未经审查的版本”于 2006 年出现时，仍有很多问题没有正真获得解答。
尽管如此，回忆录还是对她 1930 年后的间谍生涯进行了非常坦率的描述。鉴于鲁道夫的密切参与，她显然不可能避免将她的第一任丈夫纳入其中。
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一上市即售出数十万册。民德政府邀请鲁道夫·汉堡利用他新获得的名气（哪怕只是作为他妻子身边一个小角色）撰写一本自己的书，但得政府提供模板，汉堡一反常态不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乌苏拉的书集中讲述乌苏拉间谍活动的成功感到愤怒。他觉得乌苏拉毫无道理地淡化了他自己的那份贡献。很可能在此之后促使他加倍努力写了一本自己的作品，尽管这似乎没什么希望被出版。
鲁道夫·汉堡于 1980 年 12 月 1 日在德累斯顿去世，1990年被莫斯科追授，2006年，爱德华·科格尔（Eduard Kögel）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波尔齐格的两名移民学生：鲁道夫·汉堡和理查德·保利克，在上海和东柏林之间”。
2013年，鲁道夫·汉堡去世三十多年后，他自己的自传作品终于出版了，鲁道夫和乌苏拉的儿子、莎士比亚学者迈克·汉堡（被认定为该书的制作人）做了长篇介绍。
索妮娅的哥哥，时为美军中校的于尔根·库钦斯基，回到柏林后立刻脱下美国军装投身于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1947年6月30日，他被选为苏联文化研究会（德苏友好协会的前身）首任主席。
据报道，他对其成员说：“那些憎恨和蔑视苏联进步的人，是可憎和可鄙的。” 1949 年至 1958 年间，库琴斯基还担任人民议院 ( Volkskammer )的成员，该院是该国的国家立法机构。
他是东德最杰出和最多产的学者之一。他一生发表了大约 4,000 篇著作。（估计总数的来源不一样）1955年，他是德国科学院经济史系以及经济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和主任。两者都是阵线。他的公开讲座很受欢迎。
作为该国“革命贵族”的高级成员，他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批评政权的自由。库琴斯基总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作，但他的许多著作与官方路线有很大不同，例如他有时批评列宁，说他犯了错误，这在东德通常是禁忌。
他一直得到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信任，他经常为他撰写演讲稿，他从未失去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东德建制派的一些成员不同，他继续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哪怕是1989/90年统一后，他还在著作中支持民主社会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该党继承了SED的衣钵）
于尔根于97年逝世，享年92岁，一生三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但都没有成功
转而从事写作后，晚年的乌苏拉成为一名知名的儿童青少年故事作家，于2000 年 7 月 7 日在柏林逝世，享年 9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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